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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刊发赵世超文章: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

发布时间:2014-07-11

      《陕西日报》2014年7月11日(作者:陕西省社科联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赵世超)题: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开栏语】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十八大报告用12个词组、24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3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后,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引发巨大社会关注。准确理解才能正确践行。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报与省社科联共同开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家谈”专栏,今日特邀省社科联主席赵世超先生概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随后还将邀请12位社科名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12个方面逐个进行解读,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国家、民族富强的前提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要把大家的心劲凝聚起来,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要往东,他要往西,力量就会分散,甚至会互相抵消,最终可能一事无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学习、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可以增强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引导人们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自觉做到常修善德、常怀善念、常做善举,使某些领域道德失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还能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精心培育,才能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每个人心底都蕴藏着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这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深厚的土壤。同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滋润心灵、陶冶道德情操的最好养分。
      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也曾有过神权政治阶段。人们通过祭祀求其保佑,通过卜筮与之沟通,统治者借鬼神的名义发号施令,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神人关系。到了春秋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天命观的地位就彻底动摇了。孔子一方面用先“事人”后“事鬼”、先“知生”后“知死”和“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态度,把民众从迷信的束缚下引导出来,一方面开始把社会关系视为人际关系,并提出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准则,希望通过创建伦理观念,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达致和谐。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所以大家才尊孔子为圣人,又说:“世无仲尼,万古如长夜。”
      仁在字形上看从人从二,其本义就是指人与人如何相偶、如何相处。古文字学家用“相人偶”释仁,可谓抓住了这个字的本质。那么,究竟如何相偶或相处才算好呢?孔子在《论语》中讲仁的地方最多,大致都是围绕着“仁者爱人”进行阐发。他认为,从积极方面考量,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而从消极方面看,起码也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忠和恕,并把忠和恕的有机结合当作自己秉持的一贯之道。对于学生和一般人,他觉得,如果做不到忠,牢记一个恕字,差不多也可以奉行终身了。孔子还要求当时的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充分体现了他爱惜民力的人道立场。他把“爱人”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正是因为他懂得人的珍贵。有一次,鲁国的马厩失了火,孔子赶紧问:“伤人了吗?”而始终不问马是否有损失。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是以人为本的学问。
      义者,宜也。遇事处置适宜,为义,处置不适宜、不恰当,为不义。好利者重物轻人,既骄且悋,很难解决好各种关系。因此,孔子便提出一个义字,作为树立正确财利观的核心和前提。他并不简单地否定物质财富,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同时又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到,他的基本原则就是重义轻利,取之有道,在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之间,更重视精神生活,决不做财富的奴隶。至于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的主张是“周急而不继富”,鲁国的“季氏富於周公”,而孔子的学生冉求还“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便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种追求相对公平的立场有助于社会的均衡和稳定。
      礼的产生非常早,最初主要指祭祀中的仪节和规矩,后来则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体现这些规范的制度。孔子强调,每个人都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只有“克己复礼”,春秋时已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重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要求似乎过于死板、僵硬。但在实际上,孔子的礼却是以仁为基础的。他打比方说:就像先有白纸才能绘成绚丽的图画一样,只有懂仁爱的人才能掌握礼的真谛。因此,他在重申行礼必敬、守礼有节的同时,又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新看法。他的目的是通过权变和礼让达到和谐,在实现和谐的前提下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型社会,而不是通过复礼再回到从前。
      所谓智,并不单单是指智慧,它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孔子用“罕言”天命、“不语怪力乱神”和“敬而远之”来对待传统迷信,以“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和“过犹不及”为原则,来对待政务,用“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来处理选人、用人问题,以及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等,都是科学态度的集中体现,可以看作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同样的,孔子所谓信,虽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层意思,但其内容却更为广泛。既包括履行职务时的“敬事而信”,也包括治理国家时的取信于民,还包括先“正身”、然后才能“正人”的从政体验。正因为信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孔子才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把“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作为信的最高标准,而加以提倡。
      到了汉代,人们已开始把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叫作五常。董仲舒更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这种“爱人正我”的新阐释避免了待己宽、责人严,更好地贯彻了礼让、友善精神,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和谐,是对五常的重要发展。
      经过不断注释,五常的内容日臻完善,并逐渐哲学化,成为指导大众正确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维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今天,我们应根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对其加以延伸和阐发,使之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伦理信条和道德引领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中形成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更有不少地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如,由董仲舒归纳起来的三纲,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一下子把臣、子、妻全置于对君、父、夫的依附地位上,既抹杀了人的个性,又造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对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谬的陈旧观念,不仅不能照搬和接受,还应加以反思和批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调研时所指出的那样:“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另外,中国虽早有民主一词,但其含义却是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不是人民做主,中国虽早有法律,但却以刑法为主,与现代法律制度存在明显差异。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我们要让这些先进的理念在中国化为现实,还应对近代以降西方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加以吸取和扬弃。总之,我们需时刻牢记,我们所要建设的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既应有民族性、又应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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