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夕浪，江苏海安人，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座讲授。教育科研业余爱好者，做过中小学教师、教科研人员、教育局负责人。从教四十余年来，注重以研究的态度对待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2022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已正式发布。再看近2000项的奖励成果目录，在感到精彩纷呈的同时也有些失望，主要是考试招生制度方面富有成效的改革成果太少，与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相适应的教育教学制度建设太过滞后。深感改革不能绕过考试评价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中国智慧提出巨大考验。

截图自教育部网站

考试招生制度成果太少了

就基础教育来说，考试评价改革方面有近20项成果榜上有名，涉及某种素养测评工具研制、综合素质评价、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智能测评、中考命题等方面，但我没有看到一项关于招生制度改革成果，如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等，也不见与基础教育考试升学制度改革相呼应和配套的有关改革，如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普通高校综合评价录取、大中小学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的配套设计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现状：只改考试不改招生，把人才选拔的赌注全部押在一张试卷上。

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高考数学不分文理、外语科目社会化考试；音乐、体育等学科学业水平现场展示、操作考试；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在招生录取中的使用、破除“唯分数论”等。

近十年来的改革试验到底是如何实施的？有些什么重要进展和经验？面临怎样的困惑或问题？各地是如何突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个重点难点？

就我个人而言，对这方面的期待比较强烈，因为改革不是四面出击，也不是总在外围打圈圈，而必须进入考试招生改革深水区作业，在关键环节发力，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效应。

“只改考试不改招生”显然效果不显著。

因为即便是最权威的学业水平考试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人的情感、态度、价值、信念，甚至人的某方面能力（如方案策划、问题解决、互动沟通）的测评是非常困难的。

每个人的天赋才能是千差万别的，总是用一把尺子衡量人，对许多人来说不适合，也不公平。马云当年考数学就吃了不小的亏（让不同的人考同样的数学看似公平，实则荒唐）。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教学方式、手段技术等方面不能不说没有重要进展。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境教学、自学辅导教学、尝试教学等，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性学习、项目化学习等，这些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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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中，仅项目学习方面，就有近十项成果获国家级奖。不能不说这些改革的理念不先进，方式方法不多样，手段技术不丰富，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统一行动，有关理念至今已深入人心。

但这些改革能否持久深入、大面积地推进？能否变成一定区域相关人员的自觉行动？我有充分理由对此打问号。

在一次课题评审答辩中，发现一所普通高中在开展跨学科教学活动。对此我很感兴趣，便追问在多大范围内开展。老师告诉我，在该校高二年级一个班，每周安排一课时来进行。

在某重点中学听说，该校将初中、高中打通，进行一体化设计，这些学生可不参加当地中考。我觉得改革思路不错，比较大胆。我问有多少学生参加，校长告诉我每届不超过20人。

目前基础教育领域有些改革很前卫，但就是施展不开来、深入不下去，受益面比较小，由此还可能引发教育公平问题。比如，为什么仅少数学生能够免于中考呢？在讨论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期修订时，有校长提出当前普通高中教育的若干问题：

• 各级领导（包括校长）对课程方案不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实际的实施方案与国家课程方案要求差别很大，如物理课按规定每周2节，实际排课每周4节；

• 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类课程交叉重叠多，学校选修课程空间大，但独立开发能力缺乏；

• 学业水平考试题目过于简单，存在放水现象（考前补课便可通过考试），导致有些学校高一就开始分科，谁分科早谁的高考就有优势；

• 艺术等课程达标很成问题，高三不再开设；

•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课程没有保障机制等。

• ……

这让我感到高中教育的生态环境还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是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有什么大问题吗？不是。

根本原因是高中教育的入口和出口都太死，只看考试分数。选拔方式单一，必然导致培养方式死板，大面积的教育教学“活”不起来，只剩下少数有教育情怀的人，花费很大气力，精心打造出若干“盆景”，供大家观赏，也寄托着他们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我更不愿意看到的是目前的这套考试招生制度对儿童青少年的掌控和折腾。这么多的孩子总是为考试而学习，被禁锢在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刷题上，从初中开始一直刷到高三，牺牲了生命中大量的美好时光，没有了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丧失了人际交往、劳动实践和身体锻炼的机会，这是再残酷不过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评价孩子的方式总是只有一张试卷，那么教育教学改革就没有什么希望，一代代孩子的健康成长可以毁在我们手中。

教学活动是由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教学制度等主要层面构成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政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台，所谓“教学”是包括课程在内的大教学概念）。

观念是内隐的、潜在的，是灵魂；行为是外在的、具体的，是血肉；而制度则介于两者之间，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场地等教学资源的组合、规范与调控，是教学活动的组织构架。教学活动深受教学制度的制约，离不开它的支撑。

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应当整体连动。

教学改革绝不是简单地用一个观念去代替另一种观念，用一个教学技术取代另一种教学技术，用一种教学行为去取代另一种教学行为，而是将新的课程教学嵌入实施的组织结构、激励机制中，嵌入具体而现实的学校教学活动体系中，构建新型教育教学体制机制，促使整个教育教学生态发生根本的改变。

没有一定制度做保证、支撑，理念再先进也会过时；资源再丰富也会闲置、浪费；技术再先进也会沦为一种时髦的包装。

教学制度还应视为是一套分类系统与激励机制，如小班化、包班制、全科教师培养制度、走班教学等班级授课制度；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等考试升学制度；家校社、大中小一体化设计、协同育人，乃至整个学制改革等。

它们赋予教学系统中的人与组织以一定的角色、地位、权利、责任，形成一定的层级与差别，与相应的筛选办法，促使人和组织不断向上流动。这种分类标准是否公正，流动模式是否开放，能否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人与组织的优势、潜能，提供给他们自由发展的时空与机遇，乃是其文明与否的根本标志。

教育教学改革从“盆景”走向大面积，从表面轰轰烈烈走向内涵实质发生根本改变，从被动驱使、戴着镣铐跳舞走向自觉主动开展，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这是无法绕过去的深坑。

中国古人在人才选拔上，针对察举制度的不足，开展分科性质的科举考试，以此撬动整个社会建立耕读制度等，推崇读书，同时打破门阀制度、阶层固化，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科举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但它的影响极为广泛。

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到了智能时代，在强调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今天，打破唯分数论，探索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借以撬动未来的教育，这同样是中国教育智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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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太极”，绕道走，这是不行的。直面高利害的考试招生制度，恐怕不是抓住它不放，而是创造条件，逐步取消之，让考试评价回归促进学生发展的常态。在时时处处皆可学习、人的一生皆需学习的今天，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考试筛选的办法，赋予一部分人到某类学校学习的权利，而同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选择学习的自由？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比较平稳地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普及高中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取消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点击阅读：我们能否像当年取消“初考”那样取消中考），在不远的将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而逐步取消统一的高中升大学的“高考”呢？

也许有人要问：不统一考试，我们怎么分流呢？

而我要问我们的学校教育系统能否少分流或推迟分流，比如高中阶段的普职分流十分有必要，对此至少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自古以来人才选拔有三种方式：

• 一是当场抽签，随机确定，凭运气（注意我说不是流行的“摇号”，因为它有可能被少数人操控）；

• 二是统一考试，凭分数选拔；

• 三是把学业成绩和身体、品行及家庭、社会背景多方面情况，综合起来进行评价。

  
  

第三种方式比较理想，但操作起来难度大，风险也大；第二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今天已暴露出太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回到第一种方式，它是最原始的，也是可见的公平，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它可以有效遏制没有意义的刷题训练。当然，我们还可以将三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技术改革相比较，考试升学制度改革具有根本性、关联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所谓根本性指它改进教学活动系统运行的根基，着眼于治本而非治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所谓关联性指它与教学系统中诸多有形、无形因素相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教学系统的整体性变革。所谓渐进性指其改革的平稳性，寻求改进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逐步推进。

任何制度一旦形成就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对制度创新产生种种不利影响，而不得不追求改革的平稳和“软着陆”，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内在的深层次矛盾，而使改革在一定阶段表现出它的不彻底性，甚至摇摆不定、走回头路。

制度创新，对改革者来说，贵在坚持和担当；对旁观者来讲，需要包容和支持。